忆宋：顶级权谋对决【北宋篇】 第16章 真正的科举

搭建完了政体，赵匡胤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教育改革。正是自此开始，中国才有了真正的科举。

其实，宋朝之前就有所谓的“科举”，但那只是个形式，可不是什么人想参加就能参加、参加了就能考上的，你就是才高八斗、文曲星下凡都是白搭。

这就要说到一个利益阶层——士族，宋朝以前，历朝历代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均为门阀士族把持，这似乎已经成了传统。士族占有着大量的土地，还都有私人武装，如果士族不支持皇帝的想法，中央政令是根本施行不了的。

处处掣肘的皇权，不得不时时寻找国家利益和士族利益的平衡点，艰难施政，否则就有可能直接翻车。士族会更换皇帝，甚至更换整个王朝，典型的就有施行井田制的王莽、重用寒门庶族的南齐萧宝卷、实施科举制的隋炀帝杨广。

士族这个东西得从汉朝开始说起。刘邦建立汉朝以后，给开国功臣们封了世袭爵位和大量土地，好让他们死心塌地辅佐自己的刘氏江山。

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当然是希望自己的权力、财富、土地都能够永远传承下去，于是开始了内部通婚，用门第、族望等方式来互相绑定，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。就这样，一个利益交织、彼此保护的权贵集团诞生了，这便是士族门阀。

而皇帝们要想加强皇权，就必须削弱士族势力。于是一代代皇帝们尝试了各种办法，试图绕过士族，从基层选拔官员。

汉武帝时期开始施行察举制，大致的流程就是地方官员经过考察判定，定期向朝廷举荐一些孝顺廉洁人品好、有工作能力的人出来做官。

但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判断一个人孝廉与否、能力强弱的主观性太强，很容易被人钻空子。士族开始玩起了套路，今年你推荐我儿子，明年我推荐你儿子，到头来当官的还是那帮人。就这样，皇权削弱士族的第一招，推荐选拔制失败了。

士族就代表着势力，就代表着身份，所以我们看汉末的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，人们一见面就牛皮哄哄，说我家“弘农杨氏四世三公”“汝南袁氏四世五公”等等，然后对方就无比尊敬，开始给你安排上座。

既然动不了士族，皇权就顺水推舟地开始妥协。为了获取士族支持，曹丕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，就是只根据士人的家族门第、官位大小来确定品级，确定能占据多少规模的田地，这就把士族特权以法定的形式固定了下来。

到了两晋，司马家本来就是“河内司马氏”的士族门阀，它更加大力推行这项制度，使得士族在两晋走向了巅峰，甚至出现了“王与马共天下”的垄断寡头政治的局面。

到了唐朝，唐玄宗想通过培植新兴军事贵族来对抗士族，他设置了河东、河西、北庭、剑南等十大节度使，给军人更大的权力来争夺朝堂话语权，希望二者互相牵制、互相制衡。

不过李隆基玩砸了，李隆基扶植安禄山、哥舒翰等人是为了分权；士族这个敌人很强大，相应地，被分权与之对抗的军人势力也跟着坐大。权力越来越大的安禄山，被李林甫、杨国忠为首的士族搞烦了，就掀了整个朝廷的桌子，由此爆发了“安史之乱”。

随后大唐由盛转衰，宣告了皇权试图削弱士族的第二招，新兴军事贵族的平衡方案失败。

唐朝也希望通过用科举来打破士族体系，但是士族也很有对策。

在唐代，你要是想参加科举，要么得在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等六大高等学府读过书，而这六大学府对出身要求严苛，想上国子学你爹至少得是朝廷三品官员，上太学、四门学你爹得是五品官员。

进不了这六大学府的也可以由地方推荐，但那也是遥遥无期，每年的身份审核过关率仅仅只有十分之一。而且就算你有了考试资格也没用，唐代科举考卷上的名字是公开的，考官看一眼你的名字，就能知道你是不是士族门阀的子弟。

那老百姓还有没有机会通过科考呢，有，但非常之难。你得先和士族签订“卖身契”，走上那么一轮的“行卷”与“公荐”，而唐朝科举最大的漏洞就隐藏在这里面。

所谓行卷，是指士子们在考试之前，先去设法拜访达官显贵，投上名帖和习作希望能得到赏识，韩愈在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中写道：“伺候于公卿之门，奔走于形势之途，足将进而趑趄，口将言而嗫嚅。”这描述的其实就是行卷的屈辱经历。

所谓公荐，是说士族公卿如果看中哪个士子，就征召他做门生，然后向主考官推荐这名士子，这样科举及第的可能性就会极大，而这个士子以后就是士族门阀的人了。

行卷与公荐在唐代都是合法的，士族们就可以借此影响科举结果，比如博陵崔氏的崔雍、荥阳郑氏的郑颢名盛一时，人称“崔郑世界”。

在《长安三万里》电影里面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李白、高适求公荐而不得的痛苦煎熬。“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敬亭山”，现在知道李白为什么非要给那个近两百斤的玉真公主当男宠了吗？不认个好靠山，平民科举基本无望。

历史的强大惯性让整个唐朝科举形同虚设，不但没有起到抑制士族的作用，反而成了士族进一步垄断权力的工具。于是，皇权削弱士族的第三招，科举替代士族的方案也宣告失败。

直到一个人的出现，彻底打翻了这一切——黄巢。

大唐乾符二年（公元 875 年） ，京城长安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科举考试，礼部侍郎崔沆担任主考官。公布及第名单后，有个人叫崔瀣的人被安排工作特别快，所任官职也特别好。大家就难免怀疑，这崔瀣和崔沆是有特殊关系的吧，再一查还真是，俩人都是大士族清河崔氏的家族成员。

于是大家都讥笑说，这舞弊得也太明显了点吧，还真是“座主门生，沆瀣一气”啊。然而崔沆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对子侄的一次徇私，无意间播种了一颗仇恨的种子，直接造成了自己和整个崔氏家族的团灭。

就在这一年，观看放榜文书的人群里面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查遍榜单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，他立即明白自己又一次名落孙山了。

这个年轻人叫黄巢，他出生在曹州（今山东菏泽市）的一个盐商家里，家境很殷实。黄巢从小受到的教育还是很不错的，少年时的黄巢绝对称得上是一个神童，不仅精于剑术、射术和马术，还饱读诗书，文采斐然。

在家人的殷切目光中，学有所成后的黄巢满怀斗志地走上了科举之路，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以他的才华，竟然屡试不第。事实证明，小镇做题家的十年寒窗，比不了五望七姓、关陇贵族的百年人脉。这不禁让他大受打击，深感世道不公，不是说科举就是为了给天下读书人提供入仕通道的吗？为何我黄巢满腹经纶却怎么也考不中？

他怀着满腔怒火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复仇诗：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写完之后就此掷笔，回家重操盐商旧业，从此再也不参加科举。

从此大唐少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，江湖上多了一个发誓要干翻这个世界的乱世枭雄。

咸通十四年（873年），关东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，从虢州（今河南灵宝市）到山东沿海地区颗粒无收，饿殍满地，但唐懿宗急着镇压藩镇势力，不去赈济灾民，反而派官员催交，对交不上赋税的百姓关押和鞭笞。当时，曹州（今山东菏泽曹县）一带流传着“金色虾蟆争怒眼，翻却曹州天下反”的歌谣，黄巢与子侄黄存、黄揆和外甥林言等八人聚众数千人在冤句（今山东菏泽市）揭竿而起。

在黄巢领导下，农民军攻掠了十余个州，横行山东，早就不堪重赋的穷苦百姓们纷纷归附黄巢，数月间，起义军就达到数万人，淮南（今淮河以南地区）和河南一带的农民也纷纷响应反抗唐的统治，多者千余人，少者数百人。

刚刚起义的黄巢，还是怀揣着重塑世界梦想的，他号称“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”，“冲天”就是要打倒封建反动统治头子唐僖宗，“均平”就是要杀富济贫、均田均产，黄巢军也是军纪严明，对民众秋毫无犯，

乾符二年（875年），黄巢军迅速发展到十几万人的规模，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二十万。二十万个人，就是二十万张嘴，黄巢那叫一个愁啊，军粮动不动就不够了，而来投奔的人还是越来越多，钱粮从哪来的呢？此时已是晚唐，国力急剧下滑，朝廷府库远不如以前充盈，黄巢攻下一个个州府，打开府库一看，很多都是空空荡荡。如果单靠抢劫各地府库来养军，肯定是不够的。

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，他打下青州后，发现虽然这里群众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、如同行尸走肉，但城内有一处大宅子，里面人都衣着光鲜、油光满面。他再一打听，原来这是士族青齐崔氏，属于清河崔氏的支脉，出过北魏宰相崔光、后燕大将崔亮，还有唐肃宗时期宰相崔圆等很多高官。

他下令打开崔家仓库，看着满屋的金银财宝、满仓满囤的各种粮食，再看着狼狈不堪四处躲藏的士族老爷们，他心中只有三个字“凭什么”，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全部屠光抢光。从此之后，他的目光就盯上了士族。

经历了汉晋唐多代漫长的积累，士族手里掌控了巨量资源。本来就仇视士族的黄巢每到一地，就对当地士族来一个“洗劫一空、杀戮殆尽”。这样，黄巢立即就有钱有粮了，参加起义军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
黄巢可谓是游击战的鼻祖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正因为此，黄巢大军去过很多地方，他打击的范围也才足够广阔，从而才能对士族造成如此广泛的覆灭式打击。

黄巢起兵之初，主要在山东逐步发育；在遭遇大规模围剿后，进入河南，打到了郏城（今河南郏县）；大规模唐军紧跟而至，黄巢就顺势进入江淮；没多久又跑到蕲州等地（今湖北黄冈市）。形势不利时，又重新回到山东，然后转入河南，在宋州（今河南商丘市）和唐军打了一仗；随后南下进攻荆南（今湖北荆州市），遇阻后再入河南；后入江淮，狠狠地一通烧杀抢掠后，向南攻占宣州（今安徽宣城市），此时黄巢大军的数量达到巅峰，共计60万人。

黄巢在暴力所带来的快感中迷失了心智，开始走上了违背初心的道路，渐渐地，他和属下军队的行为和土匪再也没有什么区别。黄巢大军每到一个地方，无一不是烧杀抢掠，随意抢夺百姓财物、随意凌辱女子，如有反抗者直接斩杀。

黄巢在现安徽、江西地界招募兵士后，为了避开唐军围追堵截，迅速进入浙江，从浙江南下福建；又从福建奔袭入广东，攻下广州，杀了12万在广州经商的海外商人和传教士，又经广西一路向北，接连攻克桂州、潭州（今湖南长沙市）和江陵（今湖北荆州市）等重镇；在襄阳遇到了唐军追过来的主力部队，后再入现江西、安徽、浙江和江苏等地，向西攻入河南，占领洛阳。

慢慢地，黄巢迷失了自我，眼里只剩下了权力和杀戮，对于人命，他变得愈发的麻木和冷漠。黄巢军在陈州被围困百日之后，由于粮食极度匮乏，竟然实施了令人发指的举动——把人肉作为军粮。

据史书记载，黄巢下令制造了数百个巨舂，这些巨舂如同魔鬼的利齿，昼夜不停地砸击。大批活生生的人，无论尊卑贵贱，排着队挨个投入到巨舂中，片刻间就被捣成肉泥。这些肉泥被黄巢军切成块状，再分而食之，陈州周围百里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人肉加工基地，史称“捣磨寨”。

曾经繁华的中原大地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息，惨叫声、哭泣声此起彼伏，仿佛人间地狱。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，使得陈州附近的数十州百姓几乎被吃光，保守统计，被黄巢军吃掉的人数超过三十万。

黄巢在九年多的时间里转战南北，足迹反复游荡于十多个省。也就是说，南到广东广西、北到太行山脉，东到东部沿海、西到秦岭山脉，包括中间大片的中原腹地，盘踞这里多年的地方士族几乎全被屠戮一空。

黄巢打下洛阳后，迅速率军再扑关中，攻克长安。因黄巢军攻势太急，让人着实意想不到，僖宗李儇只来得及带着极少数宗室连夜紧急逃离京城，前往四川，黄巢旋即攻占长安。

攻陷长安后，一开始黄巢还作模作样，告谕市民说：“我黄巢起兵，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生计。我不像李氏皇帝一样不疼惜百姓，大家尽管安居乐业好了，都不要害怕。”

可是**的闸门一经打开，就再也难以关闭。隔夜之间，长安城里的抢劫和杀戮就开始了。史书记载，数日间黄巢军四处劫掠、焚烧房屋，街上到处堆满了尸体，腐臭不堪。

黄巢的确做到了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”，未及时逃离长安的李唐宗室均被黄巢所灭，公卿士族大部分都没来得及逃走，也全被灭族，比如时任宰相的崔沆等诸多大臣藏匿于民间，在被搜出来后一律处死，族人也一并处死；还有不少士族子弟不愿投降，举家自尽，比如将作监郑綦等。

此时的黄巢心中充满了复仇的快感和唯我独尊的自信，他随即登基称帝，国号“大齐”。

黄巢正在长安城里作威作福，小股唐军趁乱攻城，黄巢慌乱之间带了少数随从逃出城，唐军进城之后，受到长安百姓的欢迎。黄巢到了城外定下神来，发现攻城的唐军人数很少，随即再反攻入长安。黄巢重入长安后，对百姓欢迎唐军一事非常生气，居然下令屠城。

中和三年（883年）四月，唐军大举反击。黄巢逃出长安之时，下令纵火焚城。

之前的长安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，长安城及周边人口总量约为160万，而黄巢之乱后，人烟断绝成为一座死城。与此同时，盘踞中央的朝廷士族也就此烟消云散。

出了长安的黄巢，是一路打一路逃。中和四年（884年）六月，当他的大军抵达山东虎狼谷时，眼看脱困无望，黄巢召来自己的外甥林言，让亲眷们拿自己的首级来换取唐军饶得性命，说罢，他挥刀自刎。于是，轰轰烈烈转战大半个中国，让唐朝统治者心惊胆寒的黄巢起义就此宣告失败。

曾经有一个心中装满了正义和理想的少年，来到恶龙的巢穴，找到恶龙，并用宝剑杀死了恶龙。少年坐在恶龙的尸体上，看着龙穴里一地的金银财宝，最终他的头上长出了犄角，背后长出了翅膀，少年向**屈服了，他也变成了恶龙。

这是一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，幼时的黄巢曾经说，假使有一天他成为了掌管天地四季的神灵，他一定要让他菊花和桃花同时在春天盛开，让百姓和士族一样能吃饱穿暖，“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”；青年的黄巢学富五车，立志要投身科举、为百姓请命，为大唐社稷履职尽力；刚揭竿而起时的黄巢也想要劫富济贫，为黎民百姓谋生存。但是面对**，黄巢屈服了，忘记了初衷，他屠杀全国人口八百万，其中大部分是百姓，他最终也成了恶龙。

黄巢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清除一个阶层最有效、最朴素的手段就是“肉身消灭”的物理超度。黄巢基本把所有士族杀了个遍，连带着他们的家业、地位也一并摧毁，祸害中国几百年之久的门阀士族终于崩溃。

从此世间再无士族，封建皇权进入了一个新时代。

赵匡胤深知，没有士族羁绊的皇权政治多么来之不易，那是尸山血海换来的，而宋朝再也不能去培养出新的士族集团。人性是自私的，全靠官僚系统的自我选拔，必然会形成彻底固化的利益集团。只有公平公正的科举，让平民子弟能有跨越阶层的机会，不断地去冲击原有的官僚集团和利益群体，才能彻底让士族失去生长发育的土壤。

在报考条件上，宋朝科举的参考门槛大大降低。赵匡胤不光废除科举“公荐”，而且鼓励贫苦人家子弟读书考试，给来京赶考的贫困学子提供食宿。

宋史记载，到了宋神宗时期，太学贫困学生可每月领取三百文补助，多的时候达到一千文。按照买大米的购买力来算，这相当于现在的600到2000块钱，这在那时候已经不算少了，足够一个太学生吃饱吃好。

在考试内容上，相较于唐朝的主要考察死记硬背和辞藻华丽，赵匡胤和他的继任者们做了相当大的革新，主要追求实用。在后来的范仲淹、富弼的“庆历新政”中，将原来的注重诗赋改为策论，重点考查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、解决问题能力。

王安石变法中，直接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科，主考经义和策问，重点考察政治鉴别能力、依法行政能力；同时设置明法科，主考法律和断案。

史学家们常说的“宋朝出名臣”，可不是一句空话，范仲淹、富弼、包拯、王安石、章惇等治世之能臣不可胜数，而这与宋朝求真务实的科举培养是分不开的。

在考试形式上，赵匡胤把宋朝科举分成三个阶段。最初的是“州试”，每三年的秋天举办一次，所以州试又被叫作秋闱。秋闱的通过率相当低，例如1106年有8万人参加秋闱，只有2334人通过，通过率仅为3%；1090年福州3000人应考，最终只有40人通过，意味着每75个应考者中只有一人获得功名。

通过秋闱的人就获得了“举人”的身份，这就算跨越阶层步入乡绅了，大家会喊你叫作“举人老爷”。这时候，周围的人会非常尊重你，以前看不起你这个穷酸书生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会开始巴结你，从前欺负你的地痞无赖会吓得跪在你面前瑟瑟发抖。因为此时你不光被免除了徭役和丁役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拥有了一个重要身份“官身”，你要是实在通不过下一轮的考试，在到了一定年龄后，就可以选择参加宋朝一种特殊的科举——“特奏名”考试，拿一个“同进士出身”，达成获取功名的愿望。

第二个阶段叫作“省试”，一般在开春进行，所以又被称作春闱。春闱每三年举行一次，录取率更低，例如1002年，名举人参加省试，只有219人被赐予进士功名，录取率仅为1.5%。考虑到州试的录取率，所有考生最终进士及第的概率不足千分之一，这比咱们现在高考考进顶尖学府还要困难。

通过春闱的人就到了最后一步“殿试”。殿试是由天子亲自主考的，各类考生将在大殿之上面见皇帝。所以最后被选中的人，也被叫作天子门生。

试想一下，这些书生平时也见不到什么官，顶多能见得上家乡的保正、里正啥的；突然受到皇帝接见，那叫一个“激动的心、颤抖的手”，感谢“皇恩浩荡”。史书记载，殿试中“感激涕零者常有之”，殿试这种形式极大增强了君臣关系，是有利于君主集权的。

在批卷流程上，力求严格公平。赵匡胤亲自审定了整个流程：弥封试卷后，将试卷交给专人进行誊写，再把试卷交给初考官进行审核；初考官审核完后，再由覆考官再进行审核。其流程非常繁复，以确保考生信息不会泄露。

又历经后面几任皇帝的多次修改，宋朝科举的各项制度越来越完善，试卷糊名、封闭出题人、亲属考官回避等这些制度首次出现在科举中，即便现代的公务员招考和遴选考试中，也能窥见宋代科举的影子。

严格的科举制度，对防止作弊的成效还是非常显着的。有宋一朝，官宦子弟的登科率只有两成多，远低于唐朝时期的九成；这个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，说明有关系有人脉的人，已经找不到空子可钻了。

自赵匡胤改革起，民间兴学之风渐盛，各地书馆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教育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。

时间来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，应天府书院的朗朗晨读声惊飞了栖息的鹳鸟，这座由民间集资兴建的书院，讲堂横梁上悬挂着一幅“天下同文”的匾额。这四个字正是赵匡胤教育革命的精髓：让知识的火种突破士族庄园的高墙，在布衣芒履的市井巷陌间淬炼文明之光。

最富戏剧性的场景出现在宋仁宗庆历四年的眉州。当苏洵带着苏轼、苏辙赴京赶考时，他们的行囊里除了笔墨，还有三把川西特制的油纸伞。伞面用《论语》残页裱糊，苏老泉说：\"此去若落第，便以圣贤文章遮风挡雨。\"这种将经典融入日常的巧思，正是科举重塑的文化生态——知识不再是士族垄断的装饰品，而是寒门学子的生存利器。

当南宋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授\"格物致知\"时，他身后的屏风画着《科举流变图》：从汉代的察举孝廉，到魏晋的九品中正，最终定格在宋代的糊名殿试。这幅图卷的留白处，有陆九渊的题跋：\"千年铁幕裂，文明始涅盘。\"这场静悄悄的革命，不仅改变了官员的出身结构，更重塑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基因——\"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\"不再只是传说，而是渗透到市井巷陌的生命体验。

光绪三十一年的贡院拆毁现场，工人们从地基中挖出宋代\"糊名法\"的铜匣。就是这个装满蜡封竹签的装置，曾决定过苏轼、王安石等无数寒士的命运。

今天的考场上，当电子监控仪扫过密封试卷时，历史的回响愈发铿锵——赵匡胤们与士族的博弈，本质上是对知识分配权的争夺。这场持续千年的改革从未真正结束，只不过战场上的伎俩已从九品中正变成了\"科研代际传承\"（如教授父亲帮助子女在竞赛上拿奖、在期刊上发表论文），从“通榜荐举”的笔墨游戏转向了\"特殊通道\"（特长加分、单招录取）。

当我们为教育公平振臂高呼时，或许该记得那个在开封城头砸碎九品碑的帝王：真正的改革不在程序上的所谓表面正义，而在于通过制度的不断更迭，来构建让“董小姐们与小镇做题家公平比武”的规则舞台——无论是文化较量，还是手术刀下的专业竞争，进而才能保持阶层的流动性。

当某外卖平台骑手通过\"在线大学\"考取律师资格，当某山区女孩通过卫星课堂走进麻省理工，我们便在这些微光中看见，那场始于开封科举改革的文明突围，仍在历史的甬道中投下闪亮的光斑。